68落拓圣人
第53节
【68】落拓圣人
我们上次离开中国的时间是公元前591年，春秋第六位霸主楚庄王病死在他鼎盛的霸业辉煌之中。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，晋楚争霸，仍然是春秋格局的主线。在晋楚两个超级大国的东西两边，是国力有些衰落的齐、秦两个一等大国。其余中原小国，则安心服从着晋强附晋、楚强依楚的春秋铁律。
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46年，宋国两位大夫华元和向戌曾先后组织过两次大规模晋楚和平会议。但是，在利益直接冲突的情势下，晋楚岂会空谈和平。两强之间，鄢陵大战、湛阪大战先后爆发，春秋时代的兵连祸结似乎永远望不到边。
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出了一个比华元、向戌志向更为远大的人物。他的目标，甚至不在于解决眼前的晋、楚争端。他所冀求的，竟然是从根本处，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和谐社会。
他来自一个与宋国同样弱小的国度——鲁国。
他的思想，来源于鲁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个英雄人物——周公。
五百年前，周公呕心沥血创造的礼法制度，曾经使周王朝高速发展了三百多年，但随着分封的层层增加，诸侯姻亲关系渐渐淡漠，新的贵族阶级势力的形成，礼制这个曾经华美的笼子早已经破烂不堪，休想再关人了。
一百多年前，管仲倒是提出过“礼义廉耻”之说，再次提出礼的概念，且像模像样地搞过几次隆重的尊王会盟。但管仲对于礼制的恢复，是以齐国的超级强大做后盾，而且也是以齐国利益为出发点。不过是一次对礼制有目的，有选择一性一的恢复，是纯粹的政治手腕。管仲死后，这个手腕也不复存在。齐国五公子争位的事实已经说明一切。
周公礼制，仍然是人们遥远的记忆。它似乎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，但随时可以像破帽子一样被人们扔在脑后。
人们时常还讲究它，但没人对它认真，没人认为它还能够解决什么问题。
只有这个人，礼制对于它的意义完全不同。
礼，在旁人不过是生活的点缀，在他却是毕生追求的目标；在旁人不过是无聊的缛节，在他却是救世的良药。
重塑周礼，是伴随他一生的至高理想，是他自少年时代起就赋予自己的终极使命。
毫无疑问，这个人，就是孔子。
可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理想呢？
在那个时代，眼前唯一的一条路，就是像周公、管仲一样，凭借自己的才学，通过手中的权力，去改革，去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。
就这样，在巨大使命感的驱使下，孔子踏入了鲁国政坛。
但很可惜，以孔子的身份地位，想在鲁国谋个一官半职并不容易。他的父亲，不过是一个没落贵族，而他自己，不过是他父亲的一个私生子而已。
公元前522年，20岁的孔子谋得了一个管理仓库的小官职。次年，被委派去管理畜牧。
很显然，在这样的小职位上，想实现自己的恢复礼制的宏愿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在他“三十而立”之时，由于博学，渐渐有了些名气，以至于齐景公访鲁之时，竟也会见了他。席间谈起秦穆公当年起边陲小国而雄霸一方的英雄故事，孔子大发了一通感慨。
显然，他幻想像百里奚一样，虽出身卑微，仍得明君重用。他最后的话与其说是对秦穆公与百里奚的评价，莫不如说是在喃喃地呓语自己的理想：“虽王可也，其霸小矣。”
然而现实如何呢？
公元前516年，鲁国的三大贵族（三桓）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联合攻打鲁昭公。鲁昭公战败，逃到齐国，孔子也一同逃往齐国。在这里，他又遇见了齐景公。就是在和齐景公的又一番谈话中，孔子将礼制思想高度浓缩成了那著名的八个字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
这句话，与急于削弱贵族权力的齐景公不谋而合，齐景公大为赏识。但此时掌握齐国重权的是一精一通权谋的名相晏婴，孔子始终得不到重用。更有甚者，由于齐国的四大贵族从孔子的君臣理论中感受到了严重威胁，有人想要害他，孔子只得又逃回鲁国。
这一等又是十几年，直到公元前501年，51岁的孔子才终于当上了中都（今山东汶上县）的地方官。一年后，政绩斐然，升为司空（掌管工程），而后升为大司寇（掌管法律）。
当上大司寇的孔子终于有了权力，开始了着手去实现他的梦想。第一步，就是削弱三桓势力，强化君权。于是他推行了著名的“堕三都”政策。政策的主题，就是把三大贵族的城墙都给拆了。
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个釜底一抽一薪的政策居然得到了广泛支持。
原来，分封制引发的麻烦竟又深了一层。三桓对于自己的家臣据城反叛有着深深的恐惧，季孙氏、叔孙氏立刻协助孔子开始给自己拆城墙。
但拆着拆着，孟孙氏忽然意识到，这不是拿走了自己与国君对抗的本钱么？于是拒绝堕城。鲁定公派兵攻打，大败而回。季孙氏、叔孙氏也反应过来，重修城墙。孔子削弱贵族势力的努力终以失败告终。
不过孔子的地位倒一时并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还因政绩卓著，当起了代理宰相之职。听说了这个消息，56岁的孔子竟至喜形于色。在他的眼前，那个做了几十年的梦似乎马上就要实现。
但孔子那近乎一根筋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。鲁国近邻齐国感受到了威胁，略施小计，就将孔子的美梦瞬间击得粉碎。
八十名绝色齐女，就将鲁国上至国君，下至三桓，迷得日夜笙歌、不理国政。孔子对鲁国失望之极，却又没有办法，遂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。可即使是在像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这些中等小国里，孔子仍没有得到任何一展宏图的机会。
公元前484年，年近七十的孔子回到鲁国。五年后，带着他无法实现的梦想死去。
平心而论，虽然有过短暂的辉煌，可即便在他那个时代，孔子都算不上顶尖的政治家。两个足以光耀整个春秋时代的杰出人物，似乎在反衬孔子的失败。
仅在鲁国的近邻，便是一代齐国名相晏婴。取俸禄以济贫，举家粮而赈灾，于酒宴之间震慑使者，令强晋不敢攻齐，且举荐了那位写下《司马法》，讲出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的一代名将田穰苴。晏婴的努力，使得昏庸国君齐景公的治下，仍是一个不容诸侯小视的齐国。
而与鲁国同样弱小的郑国，也出了一代名相子产。治郑二十六年，郑国空前富庶。去世之时，竟至“丁壮号哭，老人儿啼：‘子产去我死乎！民将安归？’”。
跟他们相比，孔子实在差得太远。
但是，在政坛这条实现理想的康庄大道上屡屡碰壁之时，孔子曾经开辟过一条崎岖小路——编篡古籍，开馆授徒，且一生坚持在这条小路上行走着。
他绝对不会想到，沿着这条崎岖小路走下去，一个空想家，变成了圣人，那些停留在纸面上的思想，竟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儒家学派。
中国历史就此被完全改写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今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然开始悄悄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。
那么，一个并不成功的政治家的学说因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？请看下集——至圣先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