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0惊世变法（中）
【110】惊世变法（中）
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。这种动物的群居形式，在我们的语言里，称之为社会。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经常发生冲突，所以但凡社会都必须有制度，否则社会根本没法运转。
那么社会制度是由谁来制定的呢？答案似乎很明显：统治阶级。
如果我们任意截取一个历史的横断面，在任何时代、任何地方看上去，这个答案似乎都没错。但如果我们把历史串起来看就会发现，社会制度其实是由历史来制定的。
确实，看上去，老大总是说了算的。但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如果从整个历史来量度，只要底下不服帖，换老大的速度比翻书还快。那么老大要想当得长远，甚至子子孙孙都当下去，就必须要制定好的制度。
那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呢？很简单，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。
历史会来检验的，凡是在历史上存活时间较长的制度，或是曾经大大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，恐怕都算是好的制度。
但关键的是，制定制度的时候，没法看到以后的事情。所以，事先就能设计出好的制度的人，才是真正伟大的政治家。他必须看清楚整个社会的状态，还能预测社会的发展，清晰的头脑和远见卓识，一样都不能少。
比如梭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。
我们在第55节曾经分析过希腊的情况，在那里，土地半点都不肥沃，拼命种地也吃不饱。于是大家只好去经商，换食物来吃。这样客观上使得希腊的商业高度发达。
比较起来，其实埃及更有钱，也是老牌工业强国，但希腊后来居上，工商业全面压倒埃及，就是因为他们是不得不经商。
而商业一发达，钱就都跑到商人手里了。商人阶级手上的钱越来越多，到最后，就足以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了。（其实这也是像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打压商人的原因。在希腊，那是没法打压。）一旦经济命脉被商人集一团一控制了，那么君主的权力也就会被大大地削弱。
鹰有鹰王，狮有狮王，这不是在说倚天屠龙记，而是动物界真实的生存法则。但凡成群的动物，大多有首领。因而在人类社会中，君主权力被削弱之后，十分容易导致混乱。公元前7世纪时希腊正是如此。各个城邦有百余种政体，十分有趣，但主要还是一个字——乱。
正在这关键时候，梭伦在雅典设计出了一种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形式——民一主。但实现民一主是非常非常难的。只有梭伦还不够，他后面庇西特拉图、克里斯梯尼不停地深化，才在雅典艰难地把民一主制度推行了两百多年，当然最终还是覆灭了。但这两百来年，在西方乃至世界历史上太重要了。我们前面已经描述过那里发生了多少故事，这里就不再详述了。
两千年后，西方又出现了发达的商业社会，于是王权又衰落了。这伙新得势的商人集一团一还有一个我们极其熟悉的名字：“资产阶级”。于是经历了一连串社会变动之后，终于导致了我们当今世界这个制度模一式的产生。这和两千年前在雅典发生的政治演进，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本质差别。当然这是我们后面的主题，我们后面再详细说。
先回到中国。中国处处土地肥沃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不会形成希腊一样的商人集一团一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仍会是很自然的君主制。
只是君主制与君主制也大不相同。之前数百年，这里实行的一直是周朝的分封制。但现在，随着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，诸侯坐大，分封制已经不大适应社会的发展了。历史要求中国社会的制度发生改变，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出现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。
但是，对于任何一种动物来说，因为惧怕危险，都是在熟悉的环境里更加具有安全感。这是生存本能，人类也不例外。这种植根自动物一性一的心态，有一个有趣的后果，那就是使得人类对于熟悉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咱们一般把这种感情叫作亲切感。
正是这种亲切感，使得人类对于变化通常有一种潜意识里无法避免的厌恶和抗拒，哪怕这种变化很可能对他们有益，哪怕有的时候非变不可。
因此，自古以来任何一场伤筋动骨的变法，所面对的必然是铺天盖地的反对的声音。
“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见非于世；有独智之虑者，必见敖于民。愚者谙于成事，智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”
第97节
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人民群众总是后知后觉的，他们会乐于享受你给他们带来的成果，但是在你行动之前，他们都会跳出来反对。你要真想成就功业，就必须独断专行。
这真是一番绝妙的话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人类的动物心理，尽在这句话里面了。说出这话的人，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主人公，整个战国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——卫鞅。
卫鞅本名公孙鞅，因为是卫国人，故时人称之为卫鞅。他祖上曾是卫国国君，但数代下来，已是家道中落，与平民百姓无异。魏国的强大、吴起等平民英雄的成功，使得魏国成为各路有志青年的首选去处。卫鞅亦不例外。他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做了一名家臣。但公叔痤何许人也，当年为保住相位，挤走吴起。今日又岂会把才能远胜于他的卫鞅推荐给魏王呢？
所以自始至终，卫鞅都只是公叔痤的家臣而已。在魏国连一官半职都没混到。
但是公叔痤临死前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魏王来给公叔痤探病的时候，问起说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该用谁接替你呢。公叔痤突然不着边际地来了一句：“微臣座下中庶子卫鞅，年少，有奇才，君上就用他为相吧。”
魏惠王被雷到了。你家家臣？一没资历二没经验，我用他为相，何以服众？再说这少年要真有才，那你早干什么去了？
我当然不知道魏惠王其实是怎么想的，但我想八成是这样吧。反正魏王没理他，转身就准备走。这时公叔痤突然屏退左右，对魏王说：“大王您要是不肯用他，那就干脆杀了他，也别让别国用了去。”魏王已经认定公叔痤老糊涂了，随口答应着，快步离去了。
公叔痤想了想，大约又觉得有些对不起卫鞅，又赶快把卫鞅找来，说你赶快跑吧。哪知卫鞅把事情原委一听，乐了：“既然大王不听你话用我，难道就听你话杀我了？”
的确，战国时代，能慧眼识人且破格用人的君主不多，但随意把前来投奔的人才杀掉的君主也不多。前者是怕摆不平各方关系，后者则是不能冷了天下人才的心。卫鞅的判断，极其准确。但能拿自己的命去赌自己的判断，这叫胆识，除了有识，还有胆。
有胆有识的卫鞅就这样继续飘在魏国，直到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胆识的地方——秦国。
秦国自秦穆公死后，陷入了长期的内乱之中，国力不振，又疲于应付西戎各部落的频繁一騷一扰，结果被吴起抓住机会，把兵家至要西河之地也给抢了去。直到公元前385年秦献公即位，才止住颓势。公元前366年、364年、362年，秦献公为夺回河西，接连攻魏，连战连捷。但秦献公起初花了太多年整肃内乱，待到出兵之时，年事已高，壮志未酬，便即死去了。对秦国来说幸运的是，一位远远更加伟大的国君接替了他的位置。这就是在秦国历史上地位堪比秦穆公、秦始皇的一代英主——秦孝公。
我一向认为，作为一国之君，最重要的不是才干，而是见识。他未必需要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但一定要有对局势清醒的把握。秦孝公正是如此。他并没有被父亲献公的节节胜利冲昏头脑。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，秦献公的胜利，主要是因为魏国把注意力都放在争霸中原，多少有些轻视秦国。秦国的实力其实还远不能与魏国真正抗衡。秦国的首要任务，不在于夺回河西，而在于增强国力。
正是他的这份见识，为秦国迎来了一次绝妙的发展契机。
他面向天下，广撒求贤令，矢志招揽贤才。我们不知道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多少人，至少他打动了卫鞅。满腹才华无处施展的卫鞅再也按捺不住，揣起他在魏国抄录的李悝《法经》，直奔老少边穷的秦国而去。
上面那番绝妙的话，便是卫鞅对秦孝公所说的。
这一番话，可谓道出了变法的实质。打破人民的习惯，绝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，变法者所做的，将是与全世界对抗。这不仅意味着艰难困苦，通常还意味着难以避免的悲剧结局。
卫鞅或许想到了，又或许没想到，但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变法，在卫鞅手中全面展开。请看下集——惊世变法（下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