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魏国才俊
第86节
【99】魏国才俊
自公元前11世纪中期西周创立，分封诸侯，到公元前5世纪末，已经过去六百多年了。尤其是经历了三百年春秋争霸战之后，起初的百余号封国已经剩不下多少了。除却传统强国楚、齐、秦、越以及自晋演化而来的赵、魏、韩之外，也就只有燕、郑、宋、鲁、卫等几个小国在苟延残喘着。
大家渐渐意识到，华夏大地已然变天了。弱国一不小心就会被吞掉，强国也一定要在扩大地盘、振兴国力的一浪一潮中抢得先机，才能在日后的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。
什么人对这种变化反应最快？当然是新兴诸侯。而在新兴的三晋当中，魏国又恰好出了一个难得的英主——魏文侯。
怎样才能让国家迅速强大？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吴王阖闾这些例子在那里明摆着，必须要有人才。
魏文侯十分懂得怎样搜罗人才，一句话，礼贤下士。身为国君，他竟拜华夏第一大派孔门的著名弟子子夏为师。这一来，他尚贤的名声大噪。魏国又地处中原腹心，经济相对发达，人口流动量也大，魏国瞬间就出现了人才鼎盛的局面。
西门豹、乐羊固然了得，但真正奠定魏国大国地位的，是子夏的另一个学生——李悝（kuī）。魏文侯拜这位同门师兄弟为相，开始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。
李悝其人，史料中甚少出现。但史书中所记的寥寥几笔，却是震动当世、影响深远的大事。
首先是经济改革。李悝推行了著名的“平籴法”。所谓“籴（dí）”，从字面上看，便是“入米”，其实说的是税收。
我们知道，以“井田”为基础的税收制度其实是很机械的一种制度。纵然在发展过程中已不再拘泥于“井田”，税率仍然是各国执政者一种想当然的设计。但李悝打破了这一点，他细致地为农民算了一笔帐，得出结论，说以现在的税制，农民一年下来收入是负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农民纷纷离开土地的原因。
李悝推行平籴法，把丰年分成三等：上熟、中熟、下熟，按不同比例向农民收粮；又把荒年分成三等：大荒、中荒、小荒，分别按上熟、中熟、下熟所收的粮食标准来发放给农民。
在历史上，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细致的税收设计。农民有了如此充分的保障之后，种粮积极一性一空前高涨。在古代，有了粮食的保障，就意味着人口激增，国力迅速强大。而且，因为这种特殊的税制导致粮价十分稳定，无论丰收歉收，都不会有大的波动。因此，魏国就成了各种职业之人的首选去处。
这就是李悝的著名理论：“籴，甚贵伤民，甚贱伤农。民伤则离散，农伤则国贫。”“善为国者，使民无伤而农益劝。”
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税制改革，不几年便使得魏国富庶无比、繁华鼎盛。魏国的这种经济优势甚至一直持续到战国中后期，李悝功不可没。
李悝平籴，使魏国瞬间强大，已是一件不可估量的功业。然而他做的另一件事情，就堪称功在千秋了。那就是《法经》的问世。
以礼治国，是中国数百年来的传统。然而随着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，渐渐地，礼制已经不能够控制局面了。春秋末年，晋、郑等国都颁布过刑鼎、刑书之类的法律条文。
到了李悝这里，一部完备、详尽的法律文典终于在中国出现。
其实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，法律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一个社会毕竟是需要一些规章制度去规范的。但是，不同文明的法律形式却有着一些明显的不同。在这里，我们比较一下李悝《法经》与西边波斯、希腊法律的异同，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首先就是希腊的法律总与政治密切相关。在雅典，执政官、将军的选举制度在法典中都有着明文的规定。即便在其他城邦，许多政权上的规定也写进了法律当中。然而在波斯和中国，法律则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，最高权力仍掌握在统治者手中。比如《法经》，共有六篇：盗、贼、囚、捕、杂、具，没一篇跟政治制度扯得上关系。
但《法经》与波斯、希腊法都不相同的，是它与宗教几乎毫无关系。这恐怕是中华文明最大的特色之一。自周始，安定社会就不需要过多借助宗教的力量，也注定了中国的政治水平在世界上永远领先。
既然与宗教无关，那么《法经》这种纯世俗的法典就显得格外细致周到，它不但在盗、贼、杂三篇中规定了各种犯罪的惩罚方式，还在囚、捕两篇中规定了抓捕和囚禁犯人的各种规定，还在具篇中规定了加刑、减刑的方式。
几十年后，魏国一个小小家臣将《法经》带入秦国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威力最大、声名最盛的一次变法图强。
又百余年后，汉相萧何在《法经》的基础上，制定了汉朝法律。这套法律，随着汉朝一起，深刻地影响着日后的中国。
可以说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法制基础，正是在李悝手中奠定。
中国思想界继儒、道之后的又一股势力，法家，已现雏形。
李悝，这个在史书中若隐若现的名字，实在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个大人物。
得一李悝，魏文侯已足以打造出一个富甲天下的大诸侯国。而李悝向魏文侯所推荐的另一个人物，则以冠绝当代的军政天才，正式奠定了魏国的中原霸主地位。请看下集——吴起治兵。